2018年青海都兰血渭一号墓“外甥阿夏王”（དབོན་འ་ཞ་རྗེ་ཕྱག་རྒྱ།）印章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个人对此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得到藏学界和考古学界诸多师友的指导帮助，撰就小文，从印章、敦煌文献及鲜卑金银器等各方面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印章是身份的象征
汉代以来，印章（玉、金等材质）在中国普遍使用，它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再议的必要。我这里也就大家都熟悉的史料举例说明一下。
汉晋王侯印，这个到处都有：
汉晋时代，朝廷封边疆诸民族首领为王为侯赐印：
其中就有鲜卑归义侯印：
在敦煌吐蕃文献中，多见官府或高僧用印：
以上，印章都是展示主人身份和地位。
因此，血渭一号的外甥阿夏王印，自然就应该是墓主人的身份。
（二）阿夏王即吐谷浑慕容氏王
印章是一方面。问题就是这个外甥阿夏王是否吐谷浑王？我认为已经通知过高科技手段检测和鉴定、又经专家们考证认定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其母吐蕃墀邦公主）应该是正确的。相关的证据和理由已经有很多的发表，笔者不再重复；另外提供两点依据：
一是敦煌藏文文献记载的阿夏就是吐谷浑，也叫退浑。汉文史籍叫阿柴，但敦煌的藏汉文对照写本（P2762V）上清清楚楚地写着འ་ཞ་即退浑，འ་ཞ་རྗེ་即退浑王（右图）；此འ་ཞ་རྗེ་与印章上的འ་ཞ་རྗེ་文字丝毫不差。这里还写有汉（རྒྱ）与汉天子（རྒྱ་རྗེ）、回鹘（དྲུ་གུ，即突厥）与回鹘王（དྲུ་གུ་རྒྱལ་པོ）等民族的汉藏文。这份文献写于吐蕃结束统治近半个世纪以后的敦煌张氏归义军时代，当时的吐蕃语一直是他曾经的占领区各民族间的通用语言，特别是官方文书通用语言。假如说，即使印章上的阿夏与汉文史籍中的阿柴不是一回事，敦煌文献这一最原始的记载应该不会有误。
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慕容氏自古就有的发达、先进的金器加工和使用的历史渊源。作为鲜卑族的一支，慕容氏是从东北来到西北的。早在汉晋时期，东北和北方的鲜卑族就已经有了发达的经济文化。这一点出体现在东北的鲜卑贵族墓出土文物方面，特别是出土的各种金器和金饰。最著名的就是金饰品，如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和内蒙古等地的慕容鲜卑金饰品：
我们再看血渭一号墓和周边其他墓葬出土的金饰品：
两者比较，空间上由东北向西北，时间上由汉到唐，一脉相承。特别是动物金饰，很有特点，虽然相隔上下五百年，纵横上万里，但也还是很像出自一人之手。这就体现出一种古老的民族工艺的传承。而且，东北、北方和青海，有成千上万这样的金饰品出土，可以专门进行比较研究。
所以，血渭一号也好，周边其他一些墓葬也好，应该都是古老的鲜卑族的慕容家族，特别是王公贵族之墓。
（三）鲜卑慕容氏的强盛和繁荣
鲜卑属东胡族的一支，很早就活动于中国东北和北方的更广大地域内，东汉时代即见于史籍。魏晋时代慕容氏与拓拔、段、宇文、乞伏等都成为鲜卑族大部落，先后称雄中国北方数百年。其中慕容氏在十六国时代就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西燕和北燕政权。其中有一支很早就到了甘肃青海一带，这就是后来先臣服于唐、后归属吐蕃的吐谷浑王国。但在吐蕃兴起之前，有赖于鲜卑族老祖宗奠定的基业，吐谷浑一开始就很强大，也很繁荣。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掌握着先进的金器加工技艺，又历来十分重视和进行商业贸易；因为地处偏远，长期以来并没有对其他民族构成威胁，而是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继续发展牧业与手工业，并与周边友好交往，共同进步。
据说鲜卑族原本有文字的，但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被禁用，改用汉文。我们看到的鲜卑金饰器上刻的是汉文。所以到后来，无论是臣服唐朝还是归属吐蕃，作为鲜卑族慕容氏都能够入乡随俗，使用汉文或和吐蕃文，遵守唐朝或吐蕃的各种制度，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至于金饰器的图案纹样的中亚元素，这个也好理解，即这个广阔的地域内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的结果，吐谷浑作为慕容鲜卑，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是他们的长处。中亚金饰器受到鲜卑影响，即粟特地区流行的金饰也受到吐谷浑的影响，或者说直接是由吐谷浑加工制造的——据说这方面也已经发现记载。
鲜卑族的历史远比吐蕃历史悠久，繁荣强盛的时代更是早于吐蕃；汉晋时代鲜卑族的慕容王国的经济文化要比唐代吐蕃发达；金银器后来在吐蕃广泛应用，也应该来源于慕容氏的传播；慕容氏西迁并长期定居青藏高原一带，对吐蕃及周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起到过促进作用。
结论：吐谷浑墓
诚如专家们所认定的，都兰血渭一号墓是吐谷浑王墓。历史上，中国各族人民都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尽管有一些民族已经由于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的贡献不仅永垂史册，而且也不断地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血渭一号墓等即是鲜卑族的铁证！
另外，相关的吐谷浑墓葬棺板画上的吐蕃装人物，是吐蕃占领时期对统治区内所有住民的强制性要求，如吐蕃时代营造敦煌石窟的蕃装供养人像，有题记证明基本上都不是吐蕃人；慕容氏在敦煌壁画中的供养像一般都是着汉服，在吐蕃管辖时代着蕃装也就顺理成章。这一方面也展示出鲜卑慕容能够入乡随俗，对异族文化的接收和融合能力的强大。
参见《“外甥阿柴王之印”血渭一号墓墓主人身份和族属确定！专家论证：青藏高原划时代的重要发现！》（网络资料，2021年1月）。《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木石五神殿，壁画彩棺全》，（网络资料，2019年5月）。
参见《两汉魏晋金印图鉴：王侯将军章金质官印印面印蜕》，（网络资料，2018年），及各种相关图录。
参见郝柯羽：《试论鲜卑人体金饰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数量统计的考察》，《文物春秋》2019.3；《金色荣耀：丝路、黄金草原与游牧文明影响下的著名金器》（网络资料，2018年）。乌兰托亚、孔群《鲜卑民族的金银器》，《内蒙古画报》2007年第4期；张景明、赵爱军：《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等。
参见马德：《小议敦煌壁画中的蕃装人物》，载《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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