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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繁星闪烁下的敦煌

日期:2024-07-17

“作者对天文历法、佛籍语言的解读曾使很多读者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中古的世界,这不是一般纯文本的阐释,而是更贴近灵魂叩问的方式,去探测古代繁星闪烁的敦煌天空。”

《狷庐文丛》(全三册),邓文宽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

记忆是抵抗时间的方式,却如梦般易逝。记忆落在纸面载体上,浩荡的人生画卷铺开,生命便获得了一种更永恒的星座。最近阅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邓文宽的三本《狷庐文丛》,分别是《天文与历法》《历史与文献》《禅籍与语言》,他对天文历法、佛籍语言的解读曾使很多读者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中古的世界,这不是一般纯文本的阐释,而是更贴近灵魂叩问的方式,去探测古代繁星闪烁的敦煌天空。

邓文宽先生多年的文章汇集成册,不仅吸引笔者读得过瘾,而且感同身受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佩服他旧事重绘却画出了新意,不由地写下几点感想。

第一,敦煌的星空。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三大文明都曾对星空进行了至少四千年的观察,可是中国人怎么认识星空的,很多人都不清楚。邓文宽先生长期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从天文书到星图,再到历日和具注历日;从敦煌文献到吐鲁番文书,再从秦汉简牍到黑城元代历日,他都曾涉猎过。最著名S.3326号星图即《敦煌星图甲本》被李约瑟赞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收录了1348颗独立星星,编为257个星官,现藏于伦敦英国图书馆,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李约瑟博士认为此星图大约作成于公元940年五代后晋间,马世长先生则认为作成于705—710年盛唐间。邓文宽经过严密考证,认为此星图原为唐代天文星占家李淳风所作,成于唐初贞观年间。作品创作时间更早这个认识已被越来越多的天文史学者所认可,学界推测它是李淳风贞观年间献给唐太宗李世民的星图。

中国古代传统星官体系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天文知识,人们将天上世界与地上秩序相对应,将尘世各种生活映射于星辰之中,这与古希腊88星座取材于神话不同,古希腊用神话中的故事或人物为星群命名,充满了神话的色彩。以图像展示“全天星图”则直观易懂,更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邓文宽先生在过去被人们误以为“迷信”的天文学里,寻找天象变化的主要脉络和实用历本的关键要素,研究当时官方和民间的历法使用状况,揭示月食预报,辨别“历谱”与“历日”,考据唐代具注历日中的雕版印刷本,找到从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实物,比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提前了34年,纠正外国权威学者的误读,如此等等,取得了一系列独有的成果,令人感到来自古印度的天文概念在敦煌与中华文化互动,耀眼的星空符号相遇在敦煌的天空上。

第二,古代的乡音。敦煌文献中一些文字材料带有地域特征的方言俚语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难啃的骨头,究竟是河西方言还是敦煌土语?究竟是远古惯性传播的话语还是外来杂糅的胡语?对研究者来说许多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甚至一些外来文献也被西北人读成了方音并被书写了下来,邓文宽独辟蹊径运用地方方言解读了不被人注意的文字。

单就佛教文献敦煌本《六祖坛经》来说,英藏本与另外两种写本文字差异很大,很多句子无法读通,以致被有的学者称为“恶本”。例如单就“起”“去”二字论,英藏本与另两种写本间就有八九处不同。他受家乡(山西稷山县)话“你去不去”说成“你气不气”的启发,认为“起”与“气”“去”音近很容易因为方音而混用了。沿着这个思路,他广泛阅读前辈学者的音韵学成果,最终确认英藏本《六祖坛经》有100 多个唐五代西北方音通假字在“搅扰”,从而有根据地解决这些“文字障”。他应该是最早读出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方音替代字的人。

敦煌写本《字宝》是一部方言俚语小词典。前辈学者仅指出它是“晋陕方言”,未再进行更深入的探索,邓文宽发现一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词,其读音也好,释义也罢,如果用其一般的读音和意义去处理,是没有办法通文的。比如“卧酒”这个词,“卧”字何义?“卧酒”该作何解?有的著名敦煌学专家都弄错了。但他从幼年时母亲每年都要用柿子做醋,民间说成是“卧醋”,“卧”即“酿造”,原来“卧酒”也就是酿酒。他进而将此前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上下过的功夫,把着眼点转移到方言俚语的研究上,涉及敦煌小说、变文、王梵志诗歌、契约文书等等文献,努力去搜索解决那些一向被认为困难的语言问题。

第三,历史的细微。一个有作为的学者不可能局限于一个领域的研究,触类旁通,互通借鉴,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跨界收获。邓文宽在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的同时,也很关心其他敦煌文献的研究,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他对童蒙读物《百行章》的整理和研究,根据“邈真赞”文献和官文书对吐蕃统治末期敦煌僧政史的研究;对敦煌数术文献“建除”的研究,许多概括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里均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还以天文学为依据,考证史道德族归属为西域胡人;传世书法名作《伯远帖》从来无人对其内容进行解读,他抓住《伯远帖》和正史传文中共同出现的“出”字,考究帖文内容和年代,首次提出了对该法帖的解读意见。

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所涉及的天文学内容,不仅伯希和和他的弟子完全读错,而且国内有的大专家也受其误导而不能释读。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考出《真腊风土记》里天文学内容来自古代中国,从而对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内容。

至于老鼠为什么排在十二生肖首位?这是个国民普遍关切的问题,却众说不一,他利用敦煌天文历法资料写出《鼠居生肖之首与“启源祭”》一文,从而得出独一无二的见解。

这些文章也都收在本文丛《历史与文献》分册中,属于历史研究的细微视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检索看看,但是给我们启发的是,任何学术的发展规律都是波浪式的,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才是真金。

看完这三本书,又一次感悟到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者本人的著述,既容易在学术上有创获,又有学术性格便于出思想。大集体大团体的课题制,有利于快速完成项目,可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掺水很多,而且协调各方集合成书,妥协迁就后往往就没有什么思想性了,如果课题负责人再没有什么思想创新,就很容易被划入平庸之作甚至垃圾之作了。

在敦煌学术研究中,有众多担负时代文化使命的中国学者,回首来路,繁星联动,相互提升,为中国学术注入澎湃动能,邓文宽对天文历法、《坛经》语言的研究不可置换、不可替代,这背后要付出多少定力、心力,他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持续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之久,令人倍受感动。我想起多年前曾提及文化部要借调他去工作,可以从此走上一条命运转换的领导之路,但是他婉拒了,他坚信自己就是一个学者。此前看过他写的《狷庐散笔》,他说自己生性迂执,为人狷介,但他平时里有着强烈的正直感,路见不平一声吼,不怕得罪权贵庸人,“狷介”成为他的标签,这已是周围朋友同事皆知的故事,因而也成为这套书的符号。

一部敦煌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这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敦煌究竟是满天星斗还是月明星稀,天边的界限是无垠的,天文的研究也是无限的,我们期望更多的年轻学者抛弃浮躁的习气,能把邓文宽先生的敦煌天文历法研究继续推向前进,直抵九天银河。

作者:葛承雍编辑: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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