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开幕式。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9月21日，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敦煌学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在交流中碰撞思想，于沟通中凝聚共识。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就“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作出重要指示。作为第七届敦煌文博会敦煌论坛之一，这场以“创新与发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是一场围绕“典范”“高地”建设推动创新共享、增进敦煌文化共鸣的学术盛会。
敦煌，承载着世界的目光。他们，都为敦煌而来。“此次论坛，将全面分享和讨论敦煌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遗产的价值，加强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互学互鉴，共同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敦煌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播弘扬与创新。”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在主持词中说。
让敦煌学研究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敦煌学在发展，敦煌学正青春。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展示分享自己进行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些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葛承雍教授从敦煌流散海外的《行道天王图》绢画、开运四年（947）纸本版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榆林窟第15窟胸甲人面天王图壁画入手，结合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中古时代天王俑艺术造型进行梳理分析，又追踪了罗马胸甲艺术流传入华的过程，发现中国天王胸甲护镜中的人脸、鹰隼、狮头等造型，均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艺术。
“这为我们理解敦煌天王画英勇威猛形象的创作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葛承雍说，“从小视角切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潮，是我们研究的新思路。这小小的胸甲，凝结出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和张力，再次证明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天王堂遗址区现存遗迹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相互之间关系复杂。尤其是新发现的佛堂类型遗迹，与莫高窟现有宗教遗迹形式不同，应引起重视，并对其展开系统研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小刚介绍道，天王堂遗址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崖顶平地上，在原敦煌城往返莫高窟的步道南侧。2022年至2023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天王堂外围进行了系统发掘，完整揭露天王堂主体建筑遗迹，对其院墙、础石、花砖地面等结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基本明确：天王堂是一处坐西朝东、外围院墙、内铺花砖的整体性宗教建筑。
“目前，天王堂周边新发现遗迹共5处，包括2处佛堂、3处塔基，保存了较多佛事活动痕迹，并出土大量塑像、壁画残块、木构件等遗物。”张小刚认为，这里值得“深挖”“细采”，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新鲜的观点、严谨的论证、大胆的探索，一场又一场高质量报告“如约而至”。
论坛现场。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由敦煌，关注到整个丝路文明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兴盛、繁荣，敦煌文化浓郁、厚重，敦煌学研究因而内涵丰富、包罗万象。
敦煌艺术之美，美在壁画斑斓、乐舞飞扬，也美在书法精深。
敦煌书法研究，研究什么？“研究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文献的书写形式、书写风格和字形结构等，有时也包括敦煌汉简在内。”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征教授说。
敦煌书法研究，难在哪儿？“因敦煌文献的浩繁深邃，学者们既想触摸又敬而远之；也因这项研究需要敦煌学研究与书法研究交叉结合，涉及的方面很多……”黄征补充。
聚焦敦煌隶书，黄征始终关注国内外学者研究敦煌隶书的成果有哪些，这些研究尚且存在什么问题，怎样找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等问题，并进行汇总整理。当天的论坛，黄征以一场题为《敦煌隶书研究评述》的报告，让与会嘉宾对敦煌书法研究之局限、之空白有了基本了解并获得新的启迪。
“普日寺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其集会殿壁画包含一幅独特的同心圆式曼荼罗。通过对比分析，该曼荼罗可能表现了寂忿百尊相关题材，是较早的视觉艺术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旸分享道，这些发现，为解读藏传佛教和西藏西部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普日寺壁画与敦煌遗珍中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有助于推进敦煌学研究，“敦煌材料帮助我们解读普日寺壁画。在此基础上，对普日寺壁画的阐释，可能也有助于解读发现于敦煌的其他视觉材料。”
此刻，思想在交流、碰撞中升华，敦煌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加深、拓宽。
与会嘉宾聆听报告。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敦煌
开放，是丝路繁盛的基础。开放研究，是敦煌学研究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基础。
曾经，“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如今，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携手从事敦煌学研究，让敦煌学有了世界意义。
不少人通过《西游记》里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了解了玄奘西行的壮举。公元629年离开中国，玄奘一路向西，一路艰辛，经14年奔波终抵达北印度。
在印度北部，玄奘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来自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的巴桑塔·比达里教授通过一场题为《玄奘访问佛陀诞生王国》的报告，细细讲述玄奘对印度历史宝藏如何深度挖掘。“通过玄奘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7世纪印度佛教圣地的状况，以及当时流传的有关佛陀生平的传说。”巴桑塔·比达里说。
透过北魏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千佛图像、壁画和中心塔柱塑像，了解当时独特的造窟思想以及窟内活动，是日本筑波大学艺术学系八木春生教授报告《从敦煌莫高窟北魏窟所见造窟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早期北魏窟将空间分为前部和后部，前者用于礼拜，后者用于修行。中心塔柱的引入改变了窟内布局和僧侣活动方式，某些窟在西壁中央划分南北两部分。后期北魏窟更强调右绕礼拜，不再将西壁分为两部分……”深入的研究，接连涌现新的研究成果，也带来更多新的研究关注点，八木春生说，“北魏末期的窟开始简化设计，前部空间和后部空间之间的小空间功能，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心合意同，谋无不成。于敦煌放眼世界，我们瞩望敦煌学研究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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