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视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情况，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讲话，备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针，激励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闪耀着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
古丝绸之路线路图 吕文旭绘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拉开了序幕，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前111年设敦煌郡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这些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少量原居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及在新迁地域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与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
从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汉廷的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29国使节。敦煌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就将“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汉末三国期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谶、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不仅使这里成为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更以遗存的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成为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图为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全景。敦煌研究院供图 吴健/摄
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因北魏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但又是什么原因使从东而来的乐僔和法良独独垂青于此呢？
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这样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最终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莫高窟第259窟，北壁第一龛禅定佛像。北魏。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北京内阁大库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称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而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简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长城遗址采集的数百枚木简。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又获汉晋木简数万枚。这些科学发掘的木简资料极大地充实了敦煌文化的内涵。
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莫高窟第57窟南壁初唐的胁侍菩萨。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在莫高窟，凡是规模宏大、艺术精美的洞窟多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种传统：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数窟，或父子相继、甚至祖创孙修的营建传统。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贵族的带动下，下级官吏和一般世庶民众也热衷于开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瓜州榆林窟等，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阶层民众开凿的洞窟。
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我们从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如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等，就不再有时间的距离而可以直接对话；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如普通民居的朴实可信、帝都崇楼的天国蓝本，则似乎触手可及、可感可知，从而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图谱。敦煌壁画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交流、汉晋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参禅仪轨、石窟形制、石窟（壁画、雕塑）艺术、世族关系、供养方式等丰富内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而且还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之耕种图，中唐。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五万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确纪年者上起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罗迷文）的元代佛教典籍以及叙利亚文《圣经》摘录等文献，它的起止上下限与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步，也历时千年。这些文献以多种文字的写本为主，还有少量印本。约占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佛教文献本身还具有极为难得的拾遗补缺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佛教典籍，从一个侧面反映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其他文献虽总量不大，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文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足以代表中华文明及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莫高窟第130窟大佛，盛唐。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由于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长期并存，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如特定地理条件下发达的商业经济生活形态、复杂的城市居住布局、独特的饮食结构和形式、华美多姿的服饰装扮、具有浓郁佛教氛围的岁时节令、不弃传统善融新俗的嫁娶丧葬等，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当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人也同时带来了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及西域名马等，还有精美工艺品，如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呢绒、毛毯及各种装饰物等。许多外来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其中的狮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绘得比较真实。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波斯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了中国，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就曾在中国北方多有发现。波斯萨珊朝（3—5世纪）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欧洲的罗马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从中亚到西亚的辽阔地域相碰撞，处处留下了文明交汇的印痕。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大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
玻璃、琉璃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帝王和一些贵族能够拥有。在隋唐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手持玻璃碗，碗边还镶嵌着宝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手捧一玻璃杯，杯中插花。类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画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当时玻璃器皿的流行。香炉作为礼佛的供器，往往借鉴外国样式而制作。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作者：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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