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莫高窟第249窟，北壁，说法图，西魏。敦煌研究院供图 孙志军/摄
大量的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传译、抄写佛经以及开窟造像、举行法会等正统的宗教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也体现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所反映的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迹。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睦相处。
敦煌佛教洞窟的兴建，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壁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图为段文杰临摹的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盛唐时期都督夫人供养像壁画。 敦煌研究院供图 吴健/摄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回鹘文、于阗文和粟特文等。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都市，敦煌的商业文化很兴盛。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书。如《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是一份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缺少劳作工具，将自己儿子典给亲家。这些文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
莫高窟第45窟，南壁，观音普问品之胡商遇盗，盛唐。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扬以文化人的职能。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和史书研习、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开郡伊始，就设立学校教书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绝，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的敦煌文学与艺术也别具丰采。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文学”显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学，它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生活气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学作品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莫高窟第285窟有西魏大统四年（538年）、五年（539年）的题记，是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洞窟。这一洞窟带有明显的中原风格特征，窟顶都有飞动的彩云和各种传说中的神怪，其中还有中国的神仙，反映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图为莫高窟第285窟的洞窟形制。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的文学艺术体现着兼收并蓄、自信创新的恢弘气度。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壁画绘制积极汲取相应时代最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于线条和色彩的腾转挪移中紧扣时代脉搏，深涵经义意蕴，致使画作美不胜收。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中国传统神话画、佛教史迹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的今天，敦煌壁画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代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在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逐渐被中国的画家所吸收，画史记载北齐画家曹仲达画人物衣纹稠叠如出水之状，被称为“曹衣出水”。南朝张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曹、张的画法正是传自印度和西域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十分流行，如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描绘人物通常沿人体轮廓线用重色晕染，中央部位则较淡，体现出立体感。这一技法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说明是来自印度的画法。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法，也称“西域式晕染法”。
盛唐时期的敦煌彩塑写实性很强。高超的写实技巧使这些塑像栩栩如生，同时艺术家非常注意雕塑的群体性。第45窟这一组7身彩塑，以佛为中心，左右大体对称排列，塑像目光俯视，参观者会感到每身塑像都在看着你。图为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龛内彩塑。 敦煌研究院供图 张伟文/摄
盛唐时代，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把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吴道子的大量绘画作品绘于长安和洛阳的寺院，随着这些寺院的湮灭，壁画也就不存在了。敦煌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维摩诘形象；第158窟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及各国王子，人物神态生动，线描流畅而遒劲，色彩相对简淡，正是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而飘举的衣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气韵。从南北朝到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土的特点，但从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发展的强烈影响，中原出现的新画风，总会迅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缩影。
莫高窟第220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之方便品（帝王问疾），初唐，壁画具有中原风格。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与相关敦煌文献互为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一个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期舞蹈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基础上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气势恢宏的民族化新风尚，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其中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支撑。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双飞天，盛唐。敦煌研究院供图，孙志军/摄
（作者：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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