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苏伯民，敦煌研究院院长，甘肃定西人，理学博士。从事敦煌壁画保护及相关研究工作30多年，主持和参加了多项壁画研究项目和壁画保护工程，率队攻克壁画“癌症”酥碱起甲的修复难题，拥有多项文物保护发明专利，牵头完成多项文物保护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参加的“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与应用”分别获得1999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敦煌，一座千年前画在墙壁上的博物馆，浓缩了中国上千年的绘画史，留下了如此精美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我们理所当然还应继续扩大它的知名度。
数字化建设是文物保护的另一种思路和方法。采用数字化这种方式，就可以建立一个永久的数字档案，实现莫高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我们必须在保护好洞窟的基础上谈文旅融合，以实现既传播文化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2023年11月底，远在中国西北大漠深处的敦煌，最低气温已到零下，莫高窟旅游淡季已经到来。然而，伴随晨光熹微，仍有三三两两的游客提前到游客中心等候景区开放。天南海北的口音，交织着对莫高窟的向往。
敦煌，丝绸之路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这里曾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和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艺术最精美的石窟——莫高窟。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迎着大漠风霜和漫漫黄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这些艺术瑰宝。他们被称为“敦煌守护人”。扎根敦煌30多年的苏伯民，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敦煌壁画保护现状如何？敦煌文化如何传承弘扬？2023年11月27日，苏伯民在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敦煌研究院未来的目标是，沿着前辈们的足迹，发扬“莫高精神”，继续保护好、传承好莫高窟这个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选择敦煌：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干
“择一事，终一生。”这是几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的真实写照。作为甘肃人，大学时学化学的苏伯民，显然没想过自己会在敦煌扎根一辈子。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兰州一家地质实验室，做的是岩石分析工作。”苏伯民说，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开始开展国际合作，对莫高窟进行科学文物保护，需要找懂专业技术的人。“那时，我对敦煌研究院以及文物保护这个领域都不了解，当时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和李最雄副院长，给我讲了大概是怎么回事。估计怕我有顾虑，又说，可能会在兰州、敦煌两地工作。在敦煌的时候，就相当于出野外；而在兰州，可以到学校或研究机构做一些实验。就这样，我过来了，也就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
言及往事，苏伯民一脸波澜不兴。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条件很艰苦。而且，敦煌和兰州相距上千公里，这让他和家人长期处于分居两地的状态。
不过，苏伯民对文物保护这份新工作饱含期待，觉得这是一个新鲜的领域，可能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干。“文物保护的基础，首先是要对各种材料进行分析，弄清楚文物原材料使用的矿物成分，再研究这些矿物颜料在历史变迁中发生的化学及物理变化，最后才能对症下药。这和我学的化学紧密相关。”面对中国文物科学保护工作才起步的发展现状，这位跨界进入文保领域的年轻人，觉得在敦煌大有可为。
敦煌文物保护，最主要的对象是壁画。那些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持续绘制的壁画，在历经千年风霜后，面临起甲、酥碱、空鼓、脱落、霉变、烟熏、变色等多种病害。
苏伯民最初的任务，是做敦煌壁画颜料变色的相关研究。当他第一次走进洞窟时，还来不及像游客那样欣赏壁画的精美、感叹人类艺术瑰宝的伟大，就被触目惊心的壁画病变吸引了目光，他像医生观察病患一样，开始了对这些病变壁画的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时间耗在了实验室里，用仪器分析壁画制作材料，琢磨壁画保存状况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破坏的程度，思考文物保护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此后，他又“回炉”再造，攻读了文物保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
不断地思考、学习和积累，苏伯民对文物保护的想法也日渐成熟。他觉得，敦煌文物保护值得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工作热情持续高涨。
守护敦煌：耗时7年找到治理壁画“癌症”的方法
在决定对敦煌文物进行科学保护后，国外的文物保护团队也应邀前来开展合作研究。苏伯民先后与日本、美国的团队合作，做壁画的摄影调查，共同进行病害分析以及修复实验。
他发现，国外团队不仅重视实验室的检测分析，而且更强调对文物保护的系统性研究。对壁画的保护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首先找到壁画出现病害的原因，争取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在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时，第一阶段先做外围治沙，然后是壁画颜色的监测，分析大环境对壁画色彩的影响；第二阶段才是针对洞窟壁画病害进行研究和治理。正是这次合作，攻克了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起甲病害。
他们选择莫高窟第85窟作为实验对象。
85窟是敦煌莫高窟晚唐大型洞窟之一，规模宏伟、保存完整。仅主室内的巨幅经变画就达16幅，堪称莫高窟之最。最关键的是，它几乎集中了酥碱、空鼓、起甲等敦煌壁画的所有病害类型。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攻克这个典型洞窟的病害，把治理修复方法最终应用于其他洞窟。
这是一套组合拳。他们首先对85窟所有壁画进行全面“体检”，用相机扫描式拍摄每一小块壁画，检查各自出现了哪些病害。搞清了病害所在，并不意味着立刻开始“治疗”，而是继续在窟内安装探头，对窟内微环境进行监测。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的洞窟达400多个，为何有的地方壁画保存完整，有的地方壁画出现问题，是否和不同洞窟的微环境有关？举一反三，他们还从空气环境检测，一路拓展到对壁画背后岩体环境进行检测，探寻岩体环境对洞窟环境的影响。此外，还对壁画制作的材料也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探究壁画脱落是否和材料的变化有关。
这个工作一做就是两三年，成效也显而易见。研究团队发现，空气湿度的波动，会导致岩体里的水汽向壁画表面移动。水汽把岩体中的可溶盐带到壁画表面，并逐渐累积。当空气湿度高时，可溶盐潮解；湿度低时，就结晶。两种过程不断交替，导致壁画里的孔隙应力发生改变，最终出现壁画酥碱。
耗时7年，壁画“癌症”的病因终于找到了！怎么治疗？要想断根，就得脱盐。
中美专家想到了把盐分从壁画地仗层（又叫基础层、灰泥层、泥层）中取出来的方法——灌浆脱盐技术，也就是往空鼓壁画里注射浆液，当浆液水汽向壁画表面迁移时，可溶盐也因此来到壁画表面，再用脱盐材料把壁画表面的盐分吸附掉，地仗层中的盐分含量就大大降低到安全线内了。即使空气湿度继续波动，也不会再有酥碱、起甲现象发生。
85窟的修复，不仅找到了治理壁画“癌症”的方法，也确立了一整套壁画保护的科学程序，“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也因此获得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
如今，85窟仍在各种仪器设备的严密监测中。监测结果显示，壁画状态非常稳定。
传承敦煌：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在和莫高窟相伴的上万个日夜里，苏伯民如他的前辈们一样，渐渐爱上了这里。
他主动去听老专家的讲座，查阅与敦煌有关的书籍，渐渐感悟到它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这样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交在我们手里，保护好它就是我们的责任。”
他也被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敦煌研究院的历任“领头羊”扎根敦煌的事迹所感动，“那么优秀的学者都选择在这里坚守一辈子，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有什么坚持不下来的呢？再说，这些年可干的事情太多，这种一直在成长和进步的状态，让人感觉很充实。”
在从事敦煌壁画保护及相关研究的那些年，苏伯民主持和参加了10多项壁画研究项目和壁画保护工程。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不同含盐量的壁画地仗层的吸湿和脱湿速度的比较、高分子材料如何应用于莫高窟壁画保护等研究，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2021年8月，苏伯民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原本一门心思扑在文物保护上的他更忙了。
“我们未来几年的主要目标，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的那样，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苏伯民说，这几年，敦煌研究院不断深化敦煌学研究，已逐步将敦煌研究院打造成吸引全球学者参与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在这里，可以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展示、发表和交流最新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揭示敦煌文化和丝绸之路沿线历史遗存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等。
目前，敦煌研究院是国家文物局首批重点科研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设在这里，“未来，我们除了继续做好莫高窟的保护管理，还要为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
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甚至文旅融合发展，都是苏伯民关注的问题。最近5年，以展示敦煌壁画和雕塑艺术为主的敦煌艺术大展，已在海内外举行了五六十场，除国内城市，英国、德国及奥地利都有大展的足迹。
“现在敦煌的知名度的确越来越高，但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这样一座千年前画在墙壁上的博物馆，浓缩了中国上千年的绘画史，留下了如此精美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我们理所当然还应继续扩大它的知名度。”苏伯民介绍，除继续科学合理开放莫高窟外，与敦煌有关的书籍将陆续出版，相关的学习游玩小程序也将不断推出。此外，敦煌艺术大展每年也将继续举办，并计划进入更多欧美国家和地区，让世界了解敦煌，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对话：对敦煌壁画的保护，永远要放在首位
敦煌文保探索出一套科学方法
记者：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几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守护着这里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今敦煌壁画的整体情况如何？
苏伯民：敦煌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有壁画。在敦煌壁画持续营造千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它们，这和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是因为敦煌干燥的气候有益于壁画保存。当然，这也和古代工匠制作壁画的精细工艺以及使用的矿物颜料有关。再加上近80年来，我们不断探索壁画的保护和修复办法，已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我们不断对壁画病害进行修复，基本上抢救性的保护修复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开展的部分洞窟的修缮工程，只是针对局部问题进行。根据我们现在监测的情况来看，90%的洞窟非常稳定。
记者：莫高窟的保护经历了哪些阶段？取得了哪些成果？
苏伯民：敦煌莫高窟从16世纪中叶一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几百年间，因为各种原因任由自然破坏，没人去精心维护。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刚来的时候，这里一片破败，岩体疏松有坍塌的危险，窟前栈道损毁严重，下层洞窟大多被沙子堵上，窟内有的壁画脱落，有的彩塑倾倒，问题很多。
我们的前辈当时来到敦煌，首先做的并非研究壁画或临摹，而是治沙：把沙子从窟前和窟内清走，窟外挖防沙沟，修筑围墙，防止人为破坏等。这是初步的洞窟整修时期。
1957年，我们引进原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来修复起甲壁画，但是对方不告诉我们使用的是什么材料。他们走后，大家只能摸索筛选出合适的修复材料，结合注射修复的方法，及时抢救性修复了两三千平方米的壁画。当然，时隔多年后，我们发现一些修复过的壁画又出现了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才有了后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和修复。从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差不多20年里，那批人可以说非常艰苦，除开展相关工作，还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拨款100万元，对莫高窟的岩体进行全面加固，对莫高窟的长期保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算是初级的保护整修。
后来，就是石窟加固阶段以及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时期。这些年，我们科学研究的成果和保护技术越来越多，像壁画起甲、空鼓、酥碱的修复以及其他病害，都有相应的治理技术和特殊的施工工艺，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体系。敦煌研究院制定的一些文保及修复标准，已成为国家和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防患于未然
记者：文物产生病害后进行治理是迫不得已，该怎样预防敦煌壁画“生病”？
苏伯民：这就是文物预防性保护越来越被重视的原因。莫高窟是不可移动文物，始终处在自然环境影响下。预防性保护，就是从根本上防止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对莫高窟以及壁画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首先要对莫高窟所有风险因素进行梳理。搞清楚大环境温湿度的变化规律，以及这种变化甚至风沙对不同洞窟的影响。举例来说，酥碱、起甲的壁画，虽然通过治理把地仗层中的盐脱出来了，但还要防止壁画后面岩体中的可溶盐向表面迁移。为阻止这个过程，就要保持洞窟湿度处在一个稳定值，不能波动太剧烈。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洞窟的湿度要控制在62%以内，超过这个湿度值就要通风换气进行除湿。所以，现在我们对每一个洞窟都在进行长期监测。如果下雨，外面空气潮湿，就要关闭窟门，防止湿空气进入洞窟；如果雨后外面大晴天，这时候就要赶紧开门，让窟内的湿度降下来。
另外，游客进入洞窟参观时，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湿气都会在短时间内造成洞窟温湿度升高。根据测试，一次性进入25位游客时，温湿度会增加2%—3%，属于允许内的波动范围。一旦超过安全值，就需要让洞窟休息几天。
此外，我们的预防性保护还包括洪水和地震防范。预防洪水主要是对宕泉河上游进行监测，如果上游几十公里外发生山洪，莫高窟外的河道能否经得起冲刷？洪水会不会漫上来侵蚀洞窟？为防患于未然，我们加固了河道，基本上不存在洪水冲垮河道或洪水漫溢的情况。即使遭遇百年难遇的洪水，也会通过一些方式让洪水顺着河道流走。
至于地震，根据莫高窟所在的地理条件，这里发生地震的概率很低。但为了防止震动对洞窟的影响，现在洞窟内所有的施工项目都要防止机械施工引起岩体震动，所以施工项目都尽量避免机械设备。
当然，莫高窟外面也不允许汽车行驶。因为汽车尾气多少会对莫高窟本体造成影响，我们尽可能使壁画处在空气质量较好的大气环境中。
文旅融合的基础是保护
记者：敦煌旅游这几年持续火爆，我们怎样实现文物保护和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苏伯民：文旅融合发展，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以文物的保护永远要放在首位，一点都不能含糊。我们必须在保护好洞窟的基础上谈文旅融合，以实现既传播文化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莫高窟的游客承载量有限，每天的观众人次严格限定，如何做增量？那就是把旅游旺季延长，呼吁大家淡季来敦煌。2023年莫高窟的游客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大约20%，达到250万人次左右，就是因为旅游旺季提早了一个月。
对来到莫高窟的游客，我们每天严格按6000人+12000人执行，也就是每天接待的游客总量不能超过18000人。其中，6000人买票后可以正常参观，12000人是应急名额。应急游客看不了数字电影，只能参观4个通风条件较好、应急开放的大型洞窟，满足到莫高窟打卡的愿望。
莫高窟的数字电影，是游客到莫高窟参观时的第一站。大家来了以后，首先看的不是石窟，而是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提前通过球幕电影360度无死角提前“逛”石窟。洞窟里看不真切的一些细节，在这里纤毫毕现。它一方面是帮助游客尽量多地了解壁画信息，同时也缩短了在洞窟参观的时间。
通过这样的探索，不仅坚守了保护为主的底线，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也进一步弘扬了敦煌文化。
此外，游客应该还能感受到，讲解员也是莫高窟旅游的一大亮点。我们的讲解员招聘进来后，会邀请专家学者为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讲解员还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可以不断提升讲解水平。
如果大家喜欢敦煌文化，除了到莫高窟参观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数字化展示以及普及类读物，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文物保护利用的另一种思路
记者：说到数字化建设，敦煌研究院开展这个工作的动因及成果是怎样的？
苏伯民：数字化建设是文物保护的另一种思路和方法。因为文物保护工作只能尽可能延缓文物的衰老，而不能彻底阻止。那么，采用数字化这种方式，就可以建立一个永久的数字档案，实现莫高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现在，我们已形成文物数字化采集的整套标准技术，并大规模应用于莫高窟壁画、彩塑的数据采集。我们已采集了将近290个洞窟的高精数据，三维重建了206个洞窟。在未来5—10年的时间内，所有洞窟的数字化工作要全部做完。
记者：文物数字化怎样运用于文物保护？公众从哪些方面可以分享到文物数字化的成果？
苏伯民：最直接的就是信息完整记录下来后，可以进行资料对比。如果让做文物保护或考古的研究人员到洞窟实地观察，光线昏暗可能看不仔细，还要耗费大量时间。高清数字化采集信息后，坐在电脑前就可以观察每一个壁画细节。事实上，过去30年来，我们每年都会对壁画重点部位进行拍照对比，令人欣慰的是，壁画变化非常小，几乎看不出来。
这些年来，我们积累了海量数字资源，也开始了大量运用。简单来说，这些资源让我们在莫高窟实体外创造了一个虚拟“孪生世界”，让实现“窟内文物窟外看”成为可能。
此外，我们和腾讯合作的数字藏经洞已经上线。它综合运用了高清数字照扫、云游戏等技术，生动复现了藏经洞及其百年前室藏6万多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把文化遗产与云游戏技术结合，创造了一种比较新颖有趣的学习了解敦煌文化的模式。
2016年，我们还上线了“数字敦煌”，大家可以在网上全景漫游莫高窟最美的30个洞窟。尤其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部分资料向全球开放，激起了强烈反响。我们一直在做的敦煌艺术大展，主要依托的也是数字化资料。以前，外展只能靠画家临摹，特别耗时，而且临摹壁画也是准文物。现在依托数字化资源，很快就可以高清复制出壁画和洞窟，投入展览。
未来，数字化运用的方式还会更多、更友好，争取让全世界更多人了解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手记
前赴后继，他们让珍贵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大约7年前，敦煌研究院在成都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敦煌艺术大展。复制的精美壁画轰动全城，也让记者第一次知道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择一事、终一生”的敦煌守护人。我感佩于这些前赴后继的代代学人，也无比好奇他们究竟拥有怎样的信念，才能扎根大漠依然甘之如饴？此次采访苏伯民，成为我致敬他们的一次宝贵契机。
莫高窟景区，一处被大漠戈壁包围的狭小所在。冬日，阳光正好，但寒风刮在脸上依然生疼。莫高窟前的白杨树叶已经掉落，与一座座如蜂巢密布的石窟，共同呈现出一种苍凉感。然而，推开石窟的大门，当讲解员打开手电射向满室壁画时，那灵动的飞天、华丽的藻井、可爱的九色鹿，跨越千年，栩栩如生，扑面而来。所有对环境的不适，在那一刻都变成面对古老文化瑰宝的惊艳。这是一种无法用只言片语形容的震撼和感动。
采访苏伯民时，我一直都在反复求证他们“何以愿意扎根敦煌”这一问题，但他拒绝“煽情”，每次都语焉不详，三言两语带过。采访结束时，再问及此话题，他依然回答：“不要美化，不要把我们想象得过于高尚。”
结束采访后，与敦煌研究院一位入职仅几年的年轻小伙子交谈，我又若有所悟。他说，每天下班后，其实挺无聊的，因为四周都是大漠，没有地方消遣。“但是，夏天的莫高窟很美。入夜在窟前散步，夜风清凉，繁星璀璨，莫高窟静默矗立，唯有九层楼上风铃清脆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那一刻，我就想，我愿意在这里陪莫高窟一辈子……”
或许是莫高窟某一瞬间的美，也或许是近百年前莫高窟的沧桑打动了他们，最终一代代敦煌守护人在这里扎根、壮大，让莫高窟曾经破败的容颜重焕青春。
有敦煌守护人执着的信念，有现代科技的助力，有国家对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珍视，相信敦煌莫高窟能够安然步入下一个千年。
甘公安网备 62098202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