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莫高窟
一片破败景象
一座座洞窟疏于管理
珍贵的壁画和彩塑暴露在烈日之下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
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隐藏在甬道北壁壁画之下的藏经洞。多达五万余件经卷、文书、绢画和其他文物密密麻麻地堆积在里面，内容涉及4—11世纪敦煌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跨越7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石室宝藏”。
藏经洞前摆放的经卷和文物 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藏经洞的发现令世人震惊，然而其中文物的遭遇并不乐观。伴随着当时西方世界的探险热潮，一批批所谓“探险家”纷至沓来，使得大部分藏经洞文物流散到世界各地。
这些文物，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强烈兴趣，学者们纷纷投入到与敦煌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几十年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
1908年的莫高窟 法国伯希和探险队摄
1924年，华尔纳从洞窟中搬出的塑像
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一批批有志青年满怀着激情和对敦煌艺术的热爱，纷纷来到莫高窟。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敦煌文物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几代敦煌人的足迹里，藏满故事。其中不乏或如风散佚，或情比金坚的爱情传奇。
若干年后，故事的主角们一定听过这样的提问——
“如果预先知道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你们是否还有勇气前来？”
“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可以比拟……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被称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如是说。
1947年，女友欧阳琳已经到了敦煌，她形容初见敦煌的感受“又惊讶，又感动”。一年后，24岁的史苇湘抗战归来后立刻赶来。
临摹并不容易。每一根线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真要落笔时，需要收起自己，才能体会一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稍有不慎，一笔下去就相去甚远。加之光线原因，不到一平米的壁画临摹起来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
史苇湘和欧阳琳就是这样专注临摹四十余年，不知疲惫，只觉得敦煌有画不完的美。
现已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敦煌学专家马德说，“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诩为‘画匠’，她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着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他们没有计较过土房子，没有为冰窖一样的宿舍介怀。相反，每天的白水煮面条、白菜和萝卜，没有油水、没有四川人少不了的一口辣，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史敦宇、欧阳煌玉，欧阳煌玉回忆，“有次我问我妈，苦吗？她说，水果好吃，也不觉得苦。”
201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5月，在莫高窟的老美术馆里，一个朴素的展览正在进行——“心灯 李其琼先生纪念展”。
1952年，27岁的李其琼从四川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主要负责壁画临摹工作。她是继段文杰之后，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的画家。
展出的作品琳琅满目，更加吸睛的是一个背影——照片里，从梳着双尾麻花辫的少女到霜丝侵鬓的老人，李其琼面对壁画临摹了一辈子。
在她的丈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僴眼里，“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
如果没有当初孙儒僴给李其琼的一封信，她也许不会放弃可能留在八一制片厂的机会于不顾，远赴敦煌。
信中是这样写的：敦煌的冬天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则结着厚重的冰凌……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丽与神秘有一天可能会消失，而我就是要让它消失得慢一些……
李其琼来到敦煌两周后，就与孙儒僴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俩人在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柜子组合而成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大多数时间，孙儒僴忙于治沙工程和石窟加固，李其琼则钻进阴冷的洞窟临摹壁画，不知疲倦。
“只顾事业不顾家”，很多人这样评价樊锦诗。
她20岁考上北大，时常洗衣服忘收、被子不翼而飞，才意识到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她最喜欢泡图书馆，彭金章比她早到，会帮她在旁边留个位子；她总在手腕上系块手绢，彭金章就送她更好看的；
她是上海人，彭金章从河北家乡带特产给她吃……
一个简单，一个质朴，碰在一起就是默契。
1962年樊锦诗24岁，和同学到敦煌实习。
艺术殿堂没错，但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只有盐和醋的那种，报纸到手上已经是发行日期的十天以后，新闻变旧闻。
第二年毕业分配，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然后就是长期的书信来往。
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大的宿舍里办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19年的两地生活。一年的团聚时间也不超过两周。
孩子生在敦煌，彭金章赶来已经是一周以后了，他挑着扁担，里面装的是小孩衣物和鸡蛋。“樊锦诗看到我，眼泪都出来了。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
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难，大儿子一岁多，樊锦诗把他送到河北去，五岁多小儿子出生，大儿子就得和小儿子在河北和武汉中间来回换。彭金章在武汉照顾一个，妹妹在河北老家照顾一个。
大儿子读初中时写了封信给樊锦诗：“妈妈没调来，爸爸又经常出差……”
终于，1986年，在找到合适接替工作的人之后，彭金章来到敦煌。
往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即便退休也没有放弃。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忙于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条件改善、人才吸纳以及数字敦煌的建设，以期永远地留住莫高窟。
去年7月29日，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生前他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这之后，已经退休的樊锦诗又从上海回到敦煌，独居莫高窟。早晨，她在研究院的空地上来回走走锻炼身体，到午饭时间，她自己带着碗到食堂去盛一碗不多的素面。碰上谁跟她打招呼，她都以微笑回之。
直到今天，仍然有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敦煌。在这中间，有的是情侣一同前来，有的则是来后结为夫妻，目前在职的一千多名员工当中，夫妻搭档就有100多对。
莫高窟第85窟《报恩经变》中，印度波罗奈国太子善友为救济众生，入海赴龙宫求取如意宝珠，却被弟弟恶友刺瞎双眼，抢走宝珠。
善友太子流落利师跋国，为王宫看守果园。抚琴弹奏，成了他唯一的排遣方式。
一次偶然，利师跋国公主听闻琴音，心生爱慕，不顾父王反对，与善友结为夫妻。婚后，善友双眼复明，携公主返回波罗奈国，索回宝珠，变现衣食珠宝救济众生。
这无意中投射出敦煌人的爱情信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一代代敦煌人坚守莫高，心无杂念勇往直前，才有了今天“千年敦煌重焕光”的模样。
他们不一定听过《无问西东》里那句台词——“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本文参考《敦煌 众人受到召唤》一书
甘公安网备 62098202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