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94窟

第94窟位于北大像即今第96窟之北，中间只隔一个较小的第95窟（元代）。洞窟修建于晚唐，窟形为覆斗顶殿堂式洞窟，窟中央设中心佛坛，后有背屏直通窟顶。表层壁画为宋重绘，底层露出晚唐壁画，塑像为清代重修。中心佛坛上宋塑趺坐佛一身，清时重修，其余五尊皆为清塑。背屏上宋画华盖，二飞天及佛光等，窟顶宋浮塑团龙图案，四披为团花纹，四壁为宋画千佛，底层露出晚唐壁画。

甬道北壁底层剥出张议潮像题记，为“叔前河西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使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将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实封两百户司徒议□（潮）”，甬道南壁底层剥出张议谭题记，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直左□（金）吾大将军兼□御使大□（夫）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讳议谭”，主室南壁第一身为“母□（武）□（威）郡太夫人巨鹿索氏一心□（供）□（养）”；主室北壁第一身为“叔母宋国郡太夫人宋氏”。由此可见，此洞窟为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所开。即张淮深执权时期，为张淮深功德窟。

根据敦煌遗书P.2913号《张淮深墓志铭》、P.3451号《张淮深变文》等资料，我们知道张淮深之父为张议谭，即张议潮之兄。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质长安，张淮深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大顺元年（890年）与夫人、六子同遭灭门之灾，终年59岁。

那么张淮深一家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从《张淮深墓志铭》中寻找线索。《墓志铭》中，对“竖牛作孽，郡主见欺”的正确理解，则是解谜的关键。“竖牛”，是一人名，最早见《左传·昭公四年传》，他是鲁国叔孙豹适齐途中与人相合而生的非婚子。叔孙豹其后娶于国氏，又生孟丙、仲壬二子。竖牛成人后，投奔其父叔孙豹，因才华出众而被委以重任。但他使用阴谋手段陷害两位兄弟而致死，又饿死其父而乱叔孙氏。显然“竖牛作孽”应为不肖之子造作事端，残害兄弟，祸乱家室之意。据推测，张景球撰写《张淮深墓志铭》引用此典，显然不是随手拈来，无所实指，而是内抑激愤，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典故，隐喻杀张淮深一家者，并非外人，而是自家兄弟——张淮鼎。

咸通八年张议潮归阙后，淮深除任瓜州刺史外，还以侄儿身份留守归义，代领军务。咸通十三年议潮逝于长安，归义军务悉归淮深决断。在其执政的二十余年间（867—890年），对吐蕃、退浑等族的叛乱、骚扰多次征战，功勋卓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河西的安定，减少了唐王朝的西顾之忧。

有关94窟的建造年代，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根据《张淮深修功德文》和《张淮深造窟记》可将重修北大像和94窟这两项工程完成的时间下限定在文德元年（888年）旧历三月。而《修功德文》在叙述改建完北大像的工程之后又说，“更欲镌龛一所”，以下是开凿第94窟的工程记录和功德。在叙述此项工程时则说：“三载功充”。显然，改建北大像费时较少（由四层改为五层），而开凿第94窟用时较长。张淮深的尚书左仆射官职又是公元885年至888年旧历三月，时间只有三年零三个月。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淮深改建北大像的工程是在光启元年（885年）进行的。此役毕功，立即又着手开凿第94窟，历时三载，方告成功。这个“三载”，在这里不能理解为三整年。我们知道，古人在计算年岁时是以一个春节即算一年，现今我国民间仍有此习惯。这样看来，开凿第94窟由公元885年某月动工，历886、887、888年三个春节，也就是“三载”了，其完工时间当在文德元年（888年）年初，至晚不能晚于旧历三月。总而言之，通过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张淮深开凿第94窟是公元885年某月至888年年初。

敦煌遗书P.3720号、S.5639号是《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记载了本窟内容：“或则净居方丈，芥纳须弥。或则九会华严，化出百千之界。或则系珠贫子，乘喻三乘。或乃流水济鱼，共赞医王之妙。楞伽山上，萃百亿之神仙。如意宝珠，溥施群生于有载。十二上愿，定国安人。能随喜于所求，必见心于至信。大慈悲氏，诞圣迹于儴伽。佉鸡山足，间捧舍兰而作礼。宝台指叹，致群迷于一如。无去无来，导有缘于五盖。西宫极乐，池多菡萏之莲。宝马聚台，共赞本生之曲。文殊助化，钵下降龙。大圣普贤，来自上王之国。劝持劝发，能坚护年之心。誓伏魔恐，直止无依之地。四王帝主，奉以琼花。梵释之天，来供妙果。虚空侧塞，梵响玲铃。螺见凝空，珊瑚玉叶。阶铺异锦，满砌红莲。百和旃檀，氛氲宝室。龛内丹镬，尽用真沙。络绎长安，贺此宝货。”即计有维摩诘经变、华严经变、法华经变、金光明经变、楞伽经变、报恩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西方净土变等，但这些经变后来被宋代壁画所覆盖，有待将来发掘。

洞窟内所绘制的主要是宋代千佛，其中东壁门上是一朵大莲花，旁立数人，莲花中有宝瓶，化出无数佛，这就是千佛变。千佛变最早出现在晚唐洞窟。此前洞窟满壁千佛只是一个一个佛的罗列，而晚唐开始出现的千佛变的鲜明特点是表现千佛的受记和出世故事。敦煌菩萨竺法护译《密迹金刚力士经》（后收入唐代菩提流志译120卷《大宝积经》之卷8—14）云，过去世有有转轮圣王名勇郡王，有千子，他为了知道千子成佛前后次序，遂令工匠制作一个七宝瓶，内放写有千子名字的筹（木片），香花供养七天，令千子抽签，第一抽出的王子就是第一佛，最后抽出的王子为第一千佛。首先抽出的筹上写着净意太子，则此太子成为第一佛即拘留孙佛，离名阅兵太子成为第二佛拘那含牟尼佛，寂根太子成为第三佛迦叶佛，一切苦利太子成为第四佛释迦牟尼佛，雨室太子成为第五佛弥勒佛。……意无量太子得最后一筹，成为第一千佛。画面大莲花旁的人就是千子，周围的千佛就是他们的未来。

关于千佛的来由，还有其他一些说法。1、北齐那连提耶译《大悲经》卷3“礼拜品”也有记载：“阿难，我灭度后，此贤劫中当有九百九十六佛出兴于世。”2、竺法护译《贤劫经》卷8说：“过去久远世，有无量精进如来，时有国王名德华，王有千子，闻佛所说，发心修行，遂成最正觉，是今贤劫中出兴之千佛也。”3、姚秦鸠摩罗什译《千佛因缘经》说贤劫千佛之因缘：“过去大宝劫时有宝灯焰王如来，其像法中有一大王，名光德，王之学堂有千子，年各十五，闻诸比丘称赞三宝，随比丘诸像前，各发无上道心，遂成最正觉，今拘留孙佛乃至最后楼至佛是也。”上述关于千佛诸说等等，唯抽签受记的故事最受人们的喜爱。至今西藏佛教依然流行“金瓶掣签”之仪式。

佛坛有清塑的太上老君一尊。在清朝塑像中算是比较优秀的。而在佛教石窟内出现道教人物，这与清朝的多重宗教信仰互相渗透有关系。在清朝，百姓对宗教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界限也不是很明了，清朝当地人口多为内地迁来的移民，他们的原本就对道教较为信仰，而对佛教了解的并不是透彻，所以他们迁至这里，便也把道教信仰带到了敦煌。因此，莫高窟清朝重修的塑像中，道家人物塑得较为精致，而佛教人物由于他们的不熟悉，塑造的较为拙略。同时，这些迁移来的民众由于刚到这里，没有足够的财富和能力在莫高窟重新修造新洞窟，所以他们便在原有的洞窟之中，就地重新修缮，加塑他们所信仰的对象。如莫高窟的娘娘殿（第454窟）等就是儒、释、道三教溶合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和道教思想在中国百姓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洞窟中出现一些清代的、非佛教内容的造像也是能够理解的。其实敦煌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与外来多民族艺术相糅合的综合结晶，故而有人说它是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外来艺术奇葩。

在甬道的两侧的题记部分可以看到双层壁画。敦煌莫高窟的很多洞窟都不止一层壁画，多层壁画出现的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一是因为各时期壁画的流行题材不同，壁画经若干年后已过时，后来因不适要求敷泥覆盖，然后再在其上画上符合本时期所需内容的画。其二可能是后朝人为了节省资金，或者因崖面已无新开洞窟的余地，而不得已在前朝所开洞窟的基础上重修、重绘，再就是家族窟后人对祖先所开功德窟的修缮，如220窟翟家窟甬道壁画即为翟奉达补充家族发展史而重绘的内容。有些洞窟多层壁画出现的具体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另外，整个洞窟地面所铺地砖均为宋时期烧制的花砖，多为莲花纹。莫高窟现存最早的花砖是隋代的，加上唐、宋、西夏等朝的花砖，共有41种纹样。人们步入铺有花砖的洞窟时，仿佛踏入了美妙神秘的佛国世界，净化了人的心灵。花砖与墙上千佛交相辉映，构成此洞窟主要装饰元素。